贵州师范学院的一群大学生研发了一款名为“草根向上”的智能平台，希望以此帮助乡村学校上好足球课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拿出手机，对着面前的操场拍照。手机屏幕上把这块空地画成几个区域：这一块可以练运球，那一块可以练颠球。场上踢足球的孩子戴着脚环，这个小小的设备能记录孩子的颠球次数、身体数据等；球场边架着摄像头，用来记录孩子们的动作。

　　贵州不少乡村小学都没有标准足球场，孩子们要在水泥地或篮球场上踢足球。这里也缺少专业的足球教练，一个体育老师要带几十个孩子。贵州师范学院的一群大学生研发了一款名为“草根向上”的智能平台，希望以此帮助乡村学校上好足球课。

　　足球迷的“执念”

　　杨艳打小就爱踢球。

　　在大方县对江镇元宝同心实验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元宝小学”）念书时，她一下课就往操场上跑，“不管篮球足球，抱起来就踢”。后来，她转学到外地的新学校，也是足球帮她融入新环境。读中学时，她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，又通过足球专项考上大学。

　　上大学时，这名就读于贵州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，回到元宝小学支教。这时贵州“村超”已经火了，但她发现，乡村学校的足球教学底子依然很薄弱。

　　场地是一大难题。杨艳发现，不少乡村学校里只有篮球场，没有足球场。课程标准是按照标准足球场来制定的，在乡村学校，老师拿着教材很难应用到实际的足球课堂上。

　　师资是另一大难题。她原先就读的元宝小学被评为“全国校园足球特色示范学校”，但专业的足球老师并不多。不仅如此，一个老师上课时要带二三十个孩子，很难顾及每一个孩子。

　　上大学后，杨艳看到了足球教学的城乡差距：她在贵阳看过一支青训队训练，一支队伍有两三个教练，分别负责专业训练、照顾小队员等。

　　她渴望为乡村的孩子们做点什么，读大学后，每年暑假都去乡村学校支教，教孩子们踢足球。可是她分身乏术，一次只能去一所学校、带一支队伍。而且她得趁孩子们放暑假前赶过去，支教时间有限。

　　杨艳冒出一个想法：能不能做个智能设备，帮助乡村的体育老师上好足球课呢？

　　另一个现实难题摆在她面前：作为体育生，她懂足球，但是不懂编程技术，怎么办？

　　失败的滋味

　　有了这个想法，杨艳尝试在QQ群发布招募信息，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　　胡高义稀里糊涂地被“忽悠”来了。

　　这个当时就读于财务管理专业的大一女生也爱踢足球。她小学时买过一个足球，可学校里没有足球教练，那个足球一直装在球网里，挂在她的床头。直到高中，学校开设足球课，她高中3年都选了足球，“使劲踢”。下午5点半下课，她约着其他女生一起去踢足球，每周要踢两三次。

　　跟活泼的胡高义相比，杨吉像个典型的程序员。他话不多，电脑边摆着两本厚厚的编程技术书籍，隔一会儿就能听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风扇呼呼转。

　　杨吉也爱踢球，他踢球时认识了杨艳，成了团队里第一个程序员——那时他也刚上大一，编程技术还没学多少，靠着AI辅助磕磕绊绊地写代码。

　　老师也帮他们搭建平台，团队陆续扩充到8个人。为了了解乡村学校的实际情况，这群大学生实地走访了贵州省内外十多所乡村小学，还线上访谈了几十所乡村小学的足球教学情况。

　　但究竟怎样做才能帮老师上好足球课呢？

　　这群年轻人天马行空地想过不少方案。他们想过用护腿板采集孩子的练习数据，但是一个护腿板两三千元，成本太高，又容易坏；还想过做带传感器的背心，成本也太高。他们还考虑，结合贵州的民族特色，用竹竿舞来练步频，给不同地区做有当地特色的训练课程……

　　胡高义估计，从创业开始，大概换过好几十个方向。“只要一集中起来就讨论，讨论哪个不行，然后又换。”

　　为了确定产品思路，大家吵过不少架。胡高义记得，有一天晚上，大家在办公室里争执了五六个小时。但让胡高义放心的是：“吵完架，吃顿饭就好了。”冷静下来后，互相道个歉、检讨自己，再接着“探路”。

　　一次次争执中，他们终于确定了思路：帮老师记录孩子们的训练数据。那一版产品只有脚环，用来采集心率、跑动距离等指标。

　　考虑到乡村学校的经费，这群大学生希望用更便宜的设备来实现这些功能，杨吉和技术团队就得用算法来弥补低价硬件的短板。

　　今年5月，这支团队第一次带着设备做实地测试。他们来到元宝小学，白天，孩子们在操场上练习，这群年轻人蹲在一旁记录颠球次数等各项数据。

　　杨吉看到，原先测试时，这款设备在颠球等单一指标上，“数据勉强还能接受”。但来到海拔更高的元宝小学，数据就不准了——孩子们在测试时跑得气喘吁吁，脚环记录的心率却没什么波动。

　　眼前的数据让他很沮丧，但看到几位老师和伙伴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杨吉没忍心说出事实。

　　元宝小学的足球老师看到这群大学生来帮助改进足球训练，比他们还高兴。杨吉发现，“不说做成做不成，有人做这件事，他们就很开心”。

　　更让他难过的是，“感觉自己的技术跟不上他们（伙伴们）想要的”。眼前的技术难关看起来难以逾越，他觉得自己做不到，“不想干了”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杨艳同样经历了意料之外的打击。

　　夜里，她让伙伴们先去宿舍睡觉，自己留在办公室核对数据。100多个孩子的数据，她核对了四五个小时，“越对越崩溃”——她拿着本子和笔，大约记下了七成数据，但设备只记下来六成。杨艳知道：“如果它连一个老师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，拿出去肯定没有人愿意为它埋单。”

　　看着零落的数据，她忍不住在办公室里哭了一场，强烈的挫败感包围了她：“感觉自己已经找不到办法去做这个东西了。”

　　第二天回学校的路上，这个平日开朗爱笑的姑娘沉默了一路。她也不忍心把这个结果告诉伙伴们——两年来，为了做这项设备，几个伙伴一起讨论、一起熬夜，已经推倒重来不知多少次。

　　她忍不住自我怀疑：花了这么长时间，节日也没过，家也很少回，自己又很累，到底能做出什么？

　　“什么时候做到行了，什么时候就算完”

　　经历了这次惨败，他们决定吸取教训，“不能再闭门造车了”。

　　杨艳记得，后来他们去参加行业峰会，了解前沿信息；去找知名的足球教练请教；遇到技术难题，把老师堵在办公室里，请老师帮忙分析。

　　为了选出合适的设备，他们换过好几个品牌的脚环，但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。

　　一次次讨论后，又一个新的方向冒了出来：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大都只用一款设备采集数据，能不能做一款多数据来源的产品，比如结合视觉采集？

　　视觉采集是这支团队一直在回避的方案——对于这群大学生来说，视觉分析技术太难了。

　　但这次他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做。

　　操场边，几台摄像头同时拍摄，后台要把不同角度的画面集成为3D画面，需要每台机器有完全同步的时间帧；场地一大，摄像头的捕捉精度大幅下降，记录准确率也随之下降。

　　在足球训练时，老师给孩子们示范“用外脚背这样踢”。可是究竟哪个孩子的动作做到位了，老师顾不过来。他们又试着用骨骼标记点来判断孩子的动作有没有变形。

　　经过反复修改迭代，今年7月中旬，这群年轻人去了榕江县车民小学再次做测试。

　　经历过上次的打击，杨艳不敢一个人看数据。她拉上一个伙伴，一起打开后台。她看到，这次设备捕捉到约75%的数据，有些项目能捕捉到八成多的数据。她松了口气，但又觉得：“没有完全达到我的预期。”

　　回到学校，这群年轻人继续修改方案——换摄像头、换脚环。为了降低乡村小学的采购成本，他们打算把4K高清摄像头换成几百块钱的普通摄像头，这意味着算法还得修改。

　　在一次次实地测试中，乡村学校里那些热爱足球的孩子们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胡高义记得，有次去学校做测试时，正赶上孩子们上足球课，那些四五年级的孩子竟然能连续颠四五百个球。

　　她看到这群小学生的足球比赛，忍不住惊叹：“太精彩了！跟他们比，我就是业余的！”

　　在“村超”发源地榕江县，车民小学已经试用这款设备几个月，杨艳得到了积极的反馈。

　　今年这支团队注册了公司，胡高义成了真正的财务总监。为了做好财务工作，她大一就考了初级会计师证——同专业的同学一般大二大三才考。

　　这名还在读大三的财务总监说，团队已经初步确定了收费方案，目前已有十多所学校有合作意向，他们最近还要和几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。

　　胡高义依然喜欢踢足球。创新创业学院给这群年轻人提供了一间办公室，办公室里总是放着足球。胡高义和杨艳路过学校足球场时，要去踢一会儿；工作累了，也会去踢会儿球放松。

　　胡高义希望这款设备采集的数据能生成一份“天赋画像”，挖出孩子们的天赋和潜力，“走向更高的梯队”。

　　杨艳已经读大四了，大学生涯快要结束，但对她来说，这个项目还没结束：“什么时候做到行了，什么时候就算完。”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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