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修
万乘之国,兵不可以无主,土地博大,野不可以无吏,百姓殷众,官不可以无长,操民之命,朝不可以无政。
地博而国贫者,野不辟也,民众而兵弱者,民无取也。故末产不禁,则野不辟。赏罚不信,则民无取。野不辟,民无取,外不可以应敌,内不可以固守,故曰有万乘之号,而无千乘之用,而求权之无轻,不可得也。
地辟而国贫者,舟舆饰,台榭广也。赏罚信而兵弱者,轻用众,使民劳也。舟车饰,台榭广,则赋敛厚矣。轻用众,使民劳,则民力竭矣。赋敛厚,则下怨上矣。民力竭,则令不行矣。下怨上,令不行,而求敌之勿谋己,不可得也。
欲为天下者,必重用其国,欲为其国者,必重用其民,欲为其民者,必重尽其民力。无以畜之,则往而不可止也;无以牧之,则处而不可使也;远人至而不去,则有以畜之也。民众而可一,则有以牧之也。见其可也,喜之有征。见其不可也,恶之有刑。赏罚信于其所见,虽其所不见,其敢为之乎?见其可也,喜之无征;见其不可也,恶之无刑;赏罚不信于其所见,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,不可得也。厚爱利,足以亲之。明智礼,足以教之。上身服以先之。审度量以闲之。乡置师以说道之,然后申之以宪令,劝之以庆赏,振之以刑罚,故百姓皆说为善,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。
地之生财有时,民之用力有倦,而人君之欲无穷,以有时与有倦,养无穷之君,而度量不生于其间,则上下相疾也。是以臣有杀其君,子有杀其父者矣。故取于民有度,用之有止,国虽小必安;取于民无度,用之不止,国虽大必危。
地之不辟者,非吾地也。民之不牧者,非吾民也。凡牧民者。以其所积者食之。不可不审也。其积多者其食多,其积寡者其食寡,无积者不食。或有积而不食者,则民离上;有积多而食寡者,则民不力;有积寡而食多者,则民多轴;有无积而徒食者,则民偷幸;故离上不力,多轴偷幸,举事不成,应敌不用。故曰:察能授官,班禄赐予,使民之机也。
野与市争民。家与府争货,金与粟争贵,乡与朝争治;故野不积草,农事先也;府不积货,藏于民也;市不成肆,家用足也;朝不合众,乡分治也。故野不积草,府不积货,市不成肆。朝不合众,治之至也。
人情不二,故民情可得而御也。审其所好恶,则其长短可知也;观其交游,则其贤不肖可察也;二者不失,则民能可得而官也。
地之守在城,城之守在兵,兵之守在人,人之守在粟;故地不辟,则城不固。有身不治,奚待于人?有人不治,奚待于家?有家不治,奚待于乡?有乡不治,奚待于国?有国不治,奚待于天下?天下者,国之本也;国者,乡之本也;乡者,家之本也;家者,人之本也;人者,身之本也;身者,治之本也。故上不好本事,则末产不禁;末产不禁,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;轻地利,而求田野之辟,仓廪之实,不可得也。
商贾在朝,则货财上流;妇言人事,则赏罚不信;男女无别,则民无廉耻;货财上流,赏罚不信,民无廉耻,而求百姓之安难,兵士之死节,不可得也。朝廷不肃,贵贱不明,长幼不分,度量不审,衣服无等,上下凌节,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,不可得也。上好轴谋闲欺,臣下赋敛竞得,使民偷壹,则百姓疾怨,而求下之亲上,不可得也。有地不务本事,君国不能壹民,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,不可得也。上恃龟筮,好用巫医,则鬼神骤祟;故功之不立,名之不章,为之患者三:有独王者、有贫贱者、有日不足者。
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一树一获者,谷也;一树十获者,木也;一树百获者,人也。我茍种之,如神用之,举事如神,唯王之门。
凡牧民者,使士无邪行,女无淫事。士无邪行,教也。女无淫事,训也。教训成俗,而刑罚省,数也。凡牧民者,欲民之正也;欲民之正,则微邪不可不禁也;微邪者,大邪之所生也;微邪不禁,而求大邪之无伤国,不可得也。
凡牧民者,欲民之有礼也;欲民之有礼,则小礼不可不谨也;小礼不谨于国,而求百姓之行大礼,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,欲民之有义也;欲民之有义,则小义不可不行;小义不行于国,而求百姓之行大义,不可得也。
凡牧民者,欲民之有廉也;欲民之有廉,则小廉不可不修也;小廉不修于国,而求百姓之行大廉,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,欲民之有耻也,欲民之有耻,则小耻不可不饰也。小耻不饰于国,而求百姓之行大耻,不可得也。凡牧民者,欲民之修小礼、行小义、饰小廉、谨小耻、禁微邪、此厉民之道也。民之修小礼、行小义、饰小廉、谨小耻、禁微邪、治之本也。
凡牧民者,欲民之可御也;欲民之可御,则法不可不审;法者,将立朝廷者也;将立朝廷者,则爵服不可不贵也;爵服加于不义,则民贱其爵服;民贱其爵服,则人主不尊;人主不尊,则令不行矣。法者,将用民力者也;将用民力者,则禄赏不可不重也;禄赏加于无功,则民轻其禄赏;民轻其禄赏,则上无以劝民;上无以劝民,则令不行矣。法者,将用民能者也;将用民能者,则授官不可不审也;授官不审,则民闲其治;民闲其治,则理不上通;理不上通,则下怨其上;下怨其上,则令不行矣。法者,将用民之死命者也;用民之死命者,则刑罚不可不审;刑罚不审,则有辟就;有辟就,则杀不辜而赦有罪;杀不辜而赦有罪,则国不免于贼臣矣。故夫爵服贱、禄赏轻、民闲其治、贼臣首难,此谓败国之教也。
译文:万辆兵车的大国,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;领土广阔,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;人口众多,官府不可无常法;掌握着人民命运,朝廷不可无政令。
地大而国家贫穷,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;人多而兵力薄弱,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。所以,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,土地就不得开辟;赏罚不信实,人民就缺乏督促。土地没有开辟,人民缺乏督促,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,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。所以说,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,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,还想君主权力不被削弱,那是办不到的。
土地开辟了,而国家仍然贫穷,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、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。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,那是轻易兴师动众、使民过劳的原故。因为,舟车豪华,楼台亭阁过多,就会使赋税繁重;轻易兴师动众,使民过劳,就造成民力枯竭。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,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。人民怨恨,政令不行,而求敌国不来侵略,那是办不到的。
要想治好天下,必须珍惜本国国力;想要治好国家,必须珍惜国内人民;想要治好人民,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。没有办法养活人民,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;没有办法治理人民,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。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,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;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,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。见到人们做好事,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;见到人们做坏事,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。赏功罚过,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,那末,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。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,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;见到人们做坏事,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;赏功罚过,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,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,那是办不到的。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,就可以亲近人民,申明知识相礼节,就可以教育人民。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,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,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。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,用奖赏加以鼓励,用刑罚加以威慑。这样,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,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。
土地生产财富,受时令的限制;人民花费劳力,有疲倦的时候;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。以“生财有时”的土地和“用力有倦”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,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,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,于是臣杀其君、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。因此,对人民征收有度,耗费又有节制的,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;对人民征收无度,耗费没有节制的,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。
有土地而不开辟,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;有人民而不治理,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。凡是治理人民,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,不可不审慎从事。劳绩多的禄赏多,劳绩少的禄赏少,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。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,人们就离心离德;劳绩多而禄赏少,人们就不努力工作;劳绩少而禄赏多,人们就弄虚作假;无劳绩而空得禄赏,人们就贪图侥幸。凡是离心离德、工作不力、弄虚作假、贪图侥幸的,举办大事不会成功,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。所以说,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,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,这是用人的关键。
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,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,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,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。所以,让田野不积杂草,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;让官府不积财货,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;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,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;让朝廷不聚众议事,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。田野无杂草,官府无积货,市场店铺不成行列,朝廷不聚众议事,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。
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,所以,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。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,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;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,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把握住这两点,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。
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,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,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,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。因此,土地不开辟,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。君主不能治理自身。怎么能治理别人?不能治人,怎能治家?不能治家,怎能治乡?不能治乡,怎能治国?不能治国,怎能治理天下?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,国以乡为根本,乡以家为根本,家以人为根本,人以自身为根本,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。所以,君主若不重视农业,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,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,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。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,还指望田野开辟、仓廪充实,那是办不到的。
商人在朝中掌权,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;妇人参与政事,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;男女没有界限,人民就不知廉耻。在货财上流、赏罚不信、民无廉耻的情况下,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,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,是办不到的。朝廷不整肃,贵贱无区别,长幼不分,制度不明,服制没有等级,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,这样,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,是办不到的。君主好搞阴谋欺诈,官吏争收苛捐杂税,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,以致百姓怨恨,这样,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,是办不到的。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,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,这样,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,是办不到的。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,好用巫医,这样,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。总之,功业不成,名声不显,将产生三种祸患: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;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;三是成为政务混乱、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。
作一年的打算,最好是种植五谷;作十年的打算,最好是种植树木;作终身的打算,最好是培育人材。种谷,是一种一收;种树,是一种十收;培育人材,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,其效用将是神奇的;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,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。
凡是治理人民的,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,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。使男人不行邪僻,要靠教育;使女人没有淫乱,要靠训诲。教训形成风气,刑罚就会减少,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走正道。要求人民走正道,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。因为,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。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,是办不到的。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有“礼”。要求有礼,就不可不重视小礼。因为,在国内不重视小礼,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,是办不到的。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有“义”。要求有义,就不可不实行小义。因为,在国内不行小义,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,是办不到的。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有“廉”。要求有廉,就不可不重视小廉。因为,在国内不重视小廉,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,是办不到的。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有“耻”。要求有耻,就不可不整顿小耻。因为,在国内不整顿小耻,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,是办不到的。凡治理人民,要求人民谨小礼、行小义、修小廉、饬小耻、禁止小的坏事,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。而人民能够作到谨小礼、行小义、修小廉、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,又正是治国的根本。
凡是治理人民的,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。要人民服从驱使,就不可不重视“法”的作用。法,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。要建立朝廷权威,就不可不重视爵位。如果把爵位授给“不义”的人,人民就轻视爵位;人民轻视爵位,君主就没有威信;君主没有威信,命令就不能推行了。法,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。驱使人民出力,就不可不重视禄赏。如果把禄赏授给“无功”的人,人民就轻视禄赏;人民轻视禄赏,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;君主无法劝勉人民,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。法,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。发挥人民才能,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。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,人民就背离其治理;人民背离治理,则下情不能上达;下情不能上达,人民就怨恨君主;人民怨恨君主,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。法,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。决定人民生死;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。如果刑罚不审慎,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;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,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;杀无辜而赦有罪,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。所以,爵位被鄙视,禄赏被轻视,人民背离统治,贼臣发动叛乱,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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