枢言

管子曰:“道之在天者日也,其在人者心也。”故曰:“有气则生,无气则死,生者以其气。有名则治,无名则乱,治者以其名。”枢言曰:“爱之利之,益之安之。”四者道之出。

 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。帝王者,审所先所后,先民与地,则得矣。先贵与骄,则失矣。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。人主不可以不慎贵,不可以不慎民,不可以不慎富,慎贵在举贤,慎民在置官,慎富在务地。故人主之卑尊轻重,在此三者,不可不慎。国有宝有器有用,城郭险阻蓄藏,宝也。圣智,器也。

  珠玉,末用也。先王重其宝器,而轻其末用。故能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,立而不立者四。喜也者、怒也者、恶也者、欲也者、天下之败也。而贤者宝之,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,故先王贵善。王主积于民,霸主积于将战士,衰主积于贵人,亡主积于妇女珠玉,故先王慎其所积。疾之疾之,万物之师也。为之为之,万物之时也。强之强之,万物之指也。凡国有三制,有制人者,有为人之所制者,有不能制人,人亦不能制者。何以知其然,德盛义尊,而不好加名于人,人众兵强,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。天下有大事,而好以其国后,如此者,制人者也。

  德不盛,义不尊,而好加名于人;人不众,兵不强,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;恃与国,幸名利,如此者,人之所制也。人进亦进,人退亦退;人劳亦劳,人佚亦佚,进退劳佚,与人相苟,如此者,不能制人,人亦不能制也。爱人甚而不能利也,憎人甚而不能害也。故先王贵当,贵周。周者不出于口,不见于色,一龙一蛇,一日五化之谓周,故先王不以一过二,先王不独举,不擅功。先王不约束,不结纽,约束则解,结纽则绝。故亲不在约束结纽。先王不货交,不列地,以为天下。天下不可改也,而可以鞭棰使也。时也利也。出为之也。余目不明,余耳不聪。

  是以能继天子之容。官职亦然。时者得天,义者得人,既时且义,故能得天与人。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,则边竟安。边竟安,则邻国亲。邻国亲,则举当矣。人故相憎也,人之心悍。故为之法。法出于礼,礼出于治,治礼道也,万物待治礼而后定。

  凡万物,阴阳两生而参视,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。以卑为卑,卑不可得,以尊为尊,尊不可得,桀舜是也,先王之所以最重也。得之必生,失之必死者,何也?唯无得之,尧舜禹汤文武孝己,斯待以成,天下必待以生,故先王重之。一日不食,比岁歉。三日不食,比岁饥。五日不食,比岁荒。七日不食,无国土,十日不食,无畴类尽死矣。先王贵诚信,诚信者,天下之结也。贤大夫不恃宗至,士不恃外权。坦坦之利不以功,坦坦之备不为用。故存国家,定社稷,在卒谋之闲耳。圣人用其心,沌沌乎博而圜,豚豚乎莫得其门,纷纷乎若乱丝,遗遗乎若有从治。故曰:欲知者知之,欲利者利之,欲勇者勇之,欲贵者贵之。彼欲贵,我贵之,人谓我有礼。彼欲勇,我勇之,人谓我恭。彼欲利,我利之,人谓我仁。彼欲知,我知之,人谓我愍,戒之戒之,微而异之。动作必思之,无令人识之,卒来者必备之,信之者仁也,不可欺者智也。既智且仁,是谓成人。贱固事贵,不肖固事贤。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,以其贵而事贱也,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,以其贤而事不肖也。恶者美之充也,卑者尊之充也,贱者贵之充也,故先王贵之。天以时使,地以材使,人以德使,鬼神以祥使,禽兽以力使。所谓德者,先之之谓也,故德莫如先,应适莫如后。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,尽以阳者王,以一阳二阴者削,尽以阴者亡。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,度之不以短长,不审此三者,不可举大事。能戒乎?能敕乎?能隐而伏乎?能而稷乎?能而麦乎?春不生而夏无得乎,众人之用其心也,爱者憎之始也,德者怨之本也,唯贤者不然。先王事以合交,德以合人,二者不合,则无成矣,无亲矣。凡国之亡也,以其长者也。人之自失也,以其所长者也,故善游者死于梁池,善射者死于中野。命属于食,治属于事。无善事而有善治者,自古及今,未尝之有也。众胜寡,疾胜徐,勇胜怯,智胜愚,善胜恶,有义胜无义,有天道胜无天道,凡此七胜者贵众,用之终身者众矣。人主好佚欲,亡其身失其国者殆。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。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。

  诸侯假之威,久而不知极已者殆。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。

  蓄藏积陈朽腐,不以与人者殆。凡人之名三,有治也者,有耻也者,有事也者。事之名二,正之察之,五者而天下治矣。名正则治,名倚则乱,无名则死,故先王贵名。先王取天下,远者以礼,近者以体,体礼者,所以取天下,远近者,所以殊天下之际。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,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。多忠少欲,智也,为人臣者之广道也。为人臣者,非有功劳于国也,家富而国贫,为人臣者之大罪也。为人臣者,非有功劳于国也,爵尊而主卑,为人臣者之大罪也。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,其唯尚贤乎?众人之用其心也,爱者憎之始也,德者怨之本也。生其事亲也,妻子具,则孝衰矣。其事君也,有好业,家室富足,则行衰矣。爵禄满,则忠衰矣,唯贤者不然,故先王不满也。

  人主操逆人臣操顺。先王重荣辱,荣辱在为,天下无私爱也,无私憎也,为善者有福,为不善者有祸,祸福在为,故先王重为。明赏不费明刑不暴,赏罚明,则德之至者也,故先王贵明。

  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。爱恶天下可秘,爱恶重闭必固。釜鼓满,则人概之,人满,则天概之,故先王不满也。先王之书,心之敬执也,而众人不知也。故有事事也,毋事亦事也。吾畏事,不欲为事,吾畏言,不欲为言,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。

译文:

管子说:“道在天上,好比太阳;它在人体,就好比心了。”所以说,有气则生,无气则死。生命就是依靠气;有名分则治,无名分则乱,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。

  枢言指出:爱民、利民、益民、安民,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,帝王运用它们,天下便得治了。帝王,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,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。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,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。所以,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、何者为后的问题。

 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贵”的问题,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人民”的问题,不可不慎重地对待“富”的问题。慎重对待“贵”,在于如何举用贤人;慎重对待人民,在于如何设置官吏;慎重对待“富”,在于如何注重农业。所以,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,不可不慎。

  一个国家,都有宝、有器、有用。内城外郭、山川险地、粮食贮备,这些都是“宝”;圣明、智谋,算作“器”;珠玉,居末位,算作财用。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,所以能治天下。

  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:气与名。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:喜、怒、厌恶与嗜好,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,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。

  伪善,不是善。善,是无法做假的。所以先代圣王注重“善”。

  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,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,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,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。所以,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。

  要加快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众多的;要努力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;要加强进行探索,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。

  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:有控制别人的,有被别人控制的,有不能控制别人、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?德盛义高,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;人众兵强,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;天下有大的事变,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;这样的国家,必然是控制别人的。德不盛,义不高,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;人不多,兵不强,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;依仗同盟,偷取名利;这样的国家,必然是被人控制的。人进亦进,人退亦退,人劳亦劳,人逸亦逸,进退劳逸,与人相从;这样的国家,不能控制他人,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。

  爱人过了头,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;恨人过了头,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。所以,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,也注重保持机密。机密,就是不可说出口,不可形于色,就象龙、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,才叫作保持机密。所以,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,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。

  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,既不“约束”,也不“结纽”。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,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。所以,国家亲善不在于“约束”和“结纽”。先王也不用“货交”和“裂地”的办法来治理天下。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,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。合于天时,合于正义,都要去做。此外,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,多余的耳力也不听,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。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。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,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。既占天时,又合正义,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。

  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,这样,边境就会安定;边境安定,则邻国亲善;邻国亲善,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。

  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,人心凶悍,所以要颁布法律。法出于礼,礼出于理论。理论与礼都是道。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。

  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,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。以卑下断定卑下,找不到卑下;用高尚断定高尚,得不到高尚。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。

  得之必生,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?唯有粮食。得到它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和孝己,才赖以成功;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。一天断了食,等于过歉年;三天断了食,等于过饥年;五天断了食,等于过荒年;七天断了食,国土就保不住;十天断了食,同类皆无,全部都将死掉了。

  先王最重视诚信,有了诚信,天下各国就结好了。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,士不依靠别国同盟,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,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。所以,存国家,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。

  圣人在运用其心思,好像浑浑沌沌地博大而圆到,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,纷纷然好象乱丝,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。就是说,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,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,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,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。他想求地位,我就许他求地位,人家会说我有礼;他想求勇,我就许他求勇,人家会说我恭;他想求利,我就许他求利,人家会说我仁;他想求知,我就许他求知,人家会说我聪敏。但是要注意戒备,隐微而庇翼自己,动作一定要深思,不要被人识透;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,必须有防备。对人有信叫作仁,不被欺瞒叫作智,既智且仁,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。

  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,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。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,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;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,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。粗恶是精美的根本,卑下是尊高的根本,低贱是高贵的根本。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。

  天,通过时令发挥作用,地,通过物材发挥作用;人,通过行德发挥作用;鬼神,通过赐福发挥作用;禽兽,通过力气发挥作用。所谓德,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。所以,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,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好。

  先王举事,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,可成霸业;完全是有利条件的,可成王业;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,必然削弱;完全是不利条件的,必然败亡。计量以后,不讲求多少;称量以后,不讲求轻重;度量以后,不讲求短长,不讲求这三者,不可以举大事。能够保持戒惧么?能够保持谨慎么?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?能作到种谷得谷么?能作到种麦得麦么?能设想春日不生长,夏日也无所得么?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,用行德来聚合国人。两者都无所聚合,那就没有成就,也没有亲近的人了。

  凡国家的败亡,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;人的自我失误,也往往因其所长。所以,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,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。

  生命从属于粮食,言辞从属于实事。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,自古及今,不曾存在。  众胜寡,快胜慢,勇胜怯,智胜愚,善胜恶,有义胜无义,有天道胜无天道。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,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。

  人君好放荡纵欲,忘其身而失其国者,必然失败;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,必然失败;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,必然失败;诸侯给与权威,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,必然失败;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,必然失败;贮蓄积藏的物资,陈列腐朽的粮食,而不肯施与他人者,也必然失败。

  人的名分有三:有治理的,有督促的,有服务的。事的名分有二;有纠正于事前的,有察明于事后的。五者完善,天下就得治了。名分正则天下治,名分不正则天下乱,没有名分则死灭。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。

  先王谋取天下,对远的国家用“礼”,对近的国家用“亲”。所谓亲和礼,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;所谓远和近,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。

  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,是忠心;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,是欲望。多忠少欲,是明智的表现,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。作为人臣,无功于国,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,就是人臣的大罪;作为人臣,无功于国,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,也是人臣的大罪。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,谁还去推祟贤人呢?

普通人的心理活动,爱往往是憎的开始,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。他们事奉双亲,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;他们事奉国君,有了产业,家室富足,德行就衰退了;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。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。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。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,人们就要用“概”来平;人满了,天就要来平。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。人君执行“逆”的政策,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。

  先王重视荣辱,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。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,实际行善者有福,实际行不善者有祸,祸福都在实际行动。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。

  公开行赏,节约费用;公开处刑,减少刑杀。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,所以先王重视公开。

  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,爱天下之所爱,恶天下之所恶,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,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。

  先王的书,我内心是敬爱的,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。所以,有事的时候,要敬读它;无事的时候,也要敬读它。我是怕事的,所以不喜欢作事;我也是怕讲话的,所以不喜欢发言。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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