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数

桓公曰:“地数可得闻乎?”管子对曰:“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,南北二万六千里。其出水者八千里,受水者八千里,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,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。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,戈矛之所发,刀币之所起也。能者有余,拙者不足。封于泰山,禅于梁父,封禅之王七十二家,得失之数,皆在此内。是谓国用。”桓公曰:“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?”管子对曰:“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,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。天非独为汤雨菽粟,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。伊尹善通移、轻重、开阖、决塞,通于高下徐疾之策,坐起之费时也。黄帝问于伯高曰:‘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,为之有道乎?’伯高对曰:‘请刈其莞而树之,吾谨逃其蚤牙,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。’黄帝曰:‘此若言可得闻乎?’伯高对曰:‘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,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,上有陵石者下有铅、锡、赤铜,上有赭者下有铁,此山之见荣者也。苟山之见其荣者,君谨封而祭之。距封十里而为一坛,是则使乘者下行,行者趋。若犯令者,罪死不赦。然则与折取之远矣。’修教十年,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,金从之。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剑、铠、矛、戟,是岁相兼者诸侯九。雍狐之山发而出水,金从之。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雍狐之戟、芮戈,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。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,伏尸满野。此见戈之本也。”

  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请问天财所出?地利所在?”管子对曰:“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,上有铅者其下有银。一曰:‘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,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,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。’此山之见荣者也。苟山之见荣者,谨封而为禁。有动封山者,罪死而不赦。有犯令者,左足入、左足断;右足入,右足断。然则其与犯之远矣。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。”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?”管子对曰:“文武是也。”桓公曰:“此若言何谓也?”管子对曰:“夫玉起于牛氏边山,金起于汝汉之右洿,珠起于赤野之末光。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,其涂远而至难。故先王各用于其重,珠玉为上币,黄金为中币,刀布为下币。令疾则黄金重,令徐则黄金轻。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,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,则文武是也。”

  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,而外因天下,可乎?”管子对曰:“可。夫水激而流渠,令疾而物重。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,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。”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其行事奈何?”管子对曰:“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。”桓公曰:“为之奈何?”管子对曰:“武王立重泉之戍,令曰:‘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。’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,而国谷二什倍,巨桥之粟亦二什倍。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,军五岁毋籍衣于民。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,终身无籍于民。准衡之数也。”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今亦可以行此乎?”管子对曰:“可。夫楚有汝汉之金,齐有渠展之盐,燕有辽东之煮。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。十口之家,十人咶盐,百口之家,百人咶盐。凡食盐之数,一月丈夫五升少半,妇人三升少半,婴儿二升少半。盐之重,升加分耗而釜五十,升加一耗而釜百,升加十耗而釜千。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,正而积之三万钟,至阳春请籍于时。”桓公曰:“何谓籍于时?”管子曰:“阳春农事方作,令民毋得筑垣墙,毋得缮冢墓;丈夫毋得治宫室,毋得立台榭;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。然盐之贾必四什倍。君以四什之贾,修河、济之流,南输梁、赵、宋、卫、濮阳。恶食无盐则肿,守圉之本,其用盐独重。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,然则天下不减矣。”

  桓公问于管子曰:“吾欲富本而丰五谷,可乎?”管子对曰:“不可。夫本富而财物众,不能守,则税干天下;五谷兴丰,巨钱而天下贵,则税于天下。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。夫善用本者,若以身济于大海,观风之所起。天下高则高,天下下则下。天下高我下,则财利税于天下矣。”

  桓公问于管子曰,“事尽于此乎?”管子对曰:“未也。夫齐衢处之本,通达所出也,游子胜商之所道。人求本者,食吾本粟,因吾本币,骐骥黄金然后出。令有徐疾,物有轻重,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。善者用非有,使非人。”

译文:

桓公说:“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,可以讲给我听听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,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。其中山脉八千里,河流八千里,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,出铁的矿山三干六百零九处。所有这些,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,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。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,财用有余;不善于利用的,财用不足。古今封泰山、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,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。这叫国家的财政。”桓公说:“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,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,商汤只有‘薄’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。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,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,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、善于轻重之术、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,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。从前,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:‘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,有办法么?’伯高回答说:‘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,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,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。’黄帝说:‘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?’伯高回答说:‘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,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,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、锡、红铜,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,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。如发现山有矿苗,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。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,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,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。违令者死罪不赦。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。’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,葛卢山山洪过后,露出金属矿石,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,蚩尤制造了剑、销、矛、戟,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。雍狐山山洪过后,露出金属矿石,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,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,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。因此,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,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,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?地下的财利在那里?”管仲回答说:“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,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。另一种说法是:‘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,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,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。’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。如发现山有矿苗,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。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。有犯令的,左脚踏进,砍掉左脚;有脚踏进,砍掉有脚。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。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。”桓公又问管仲说:“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,有谁?”管仲回答说:“周文王和周武王。”桓公说:“这话是什么涵义?”管仲回答说:“玉产在牛氏的边山,黄金产在汝河、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,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。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,路远而难得。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,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,黄金为中等货币,刀布为下等货币。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,号令缓则金价下跌。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,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,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,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。”

  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要保住国内资源,不被天下各国捞取,反而要外取于天下,可以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。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,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。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,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。”桓公继续问管仲说:“他们是怎么做的?”管仲回答说:“从前,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。”桓公说:“做法如何?”管仲回答说:“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‘重泉’的兵役,下令说:“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,可以免除此役。’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,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,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。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,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;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,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。这就是‘准衡’的理财之法。”桓公接着问:“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可以。楚国有汝、汉所产的黄金,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,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。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。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,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。关于吃盐的数量,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,成年女子近三升,小孩近二升。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,每釜就增加五十钱;每升提高一钱,每釜就是百钱;每升提高十钱,每釜就是干钱。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,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,阳春一到,就可以在盐的‘时价’上取得收入了。”桓公说:“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?”管仲回答说:“在阳春农事开始时,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,修坟墓,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,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。那么,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。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,沿着黄河、济水流域,南运到梁、赵、宋、卫和濮阳等地出卖。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,保卫自己国家,用盐特别重要。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,那么,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,可以么?”管仲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国富而财物繁多,不能经营掌握,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;粮食丰产,我们贱而别国贵,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。那样,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。善于治国的人,就象大海行船一样,观察风势的起源,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,粮价低我们就低。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,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。”

  桓公问管仲说:“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?”管伸回答说:“没有。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,是四通八达的地方,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。外人来到我国,吃我们的粮食,用我们的钱币,然后,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。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,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,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。善治国者,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,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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